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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物述史】一封书信，毛泽东、周恩来西安事变前给张学良写了什么？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上，陈列着一份信件，内容以“汉卿先生阁下”开篇，全文三百余字，却见证着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

　　这封信写于1936年10月，由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署名，“汉卿先生阁下”则是收信人张学良。2个月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掀起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何要致信张学良？时间回到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随后，193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争取张学良东北军反蒋抗日的问题；8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党和红军应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第一位，实现与蒋介石联合，争取中间阶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并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北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延安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张学良表示接受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但同时表示，抗日不能反共，也不能反蒋，要设法使蒋抗日。

　　中共中央对张学良提出的“联蒋”抗日意见十分重视。同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变化。

　　193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为联合抗日致信张学良。信中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进攻红军，红军将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请张学良将党的意见转达蒋介石，望其即速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苦谏”、“哭谏”蒋介石，不仅无效反而遭到斥责，被迫于12月12日采取“兵谏”，在西安临潼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以及陪同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在弄清情况后，1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大局为重，致电国民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中共中央的主张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自西安事变爆发以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主张，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

　　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所举行的谈判，并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六项承诺，即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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