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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很快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宋庆龄身处险境却心系国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极为关切她的安危，通过秘密渠道建议她转移至香港。同年12月底，宋庆龄抵达香港，这座国际化都市即将成为她新的抗战阵地。

宋庆龄在香港的留影

　　来到香港后，宋庆龄敏锐地意识到，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国际环境，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绝佳平台。经与廖承志商议，她决心发起成立一个能有效沟通海内外、支援中国抗战的组织。在各方力量的协助下，组织的宗旨和任务逐步明确——通过战时救济支持中国长期抗战，搭建起中国与国际社会援助的桥梁。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 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的办公地点

　　1938年6月14日，在宋庆龄位于九龙的寓所小客厅内，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正式宣告成立，总部设立在港岛西摩道21号。宋庆龄担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出任会长。保盟的中央委员阵容强大，既有孙科、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也有印度国大党领袖贾・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逊等国际友人。此外，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海弥达・克拉克女士任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郎士任名誉司库，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特兰主管宣传工作，如此强大的阵容为保盟的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宋子文、克拉克(司徒永觉夫人)、诺曼·法朗士、爱泼斯坦等联合署名发表的《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

　　保盟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抗日宣传和争取国际援助工作中。《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庄严宣告：“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为实现这一目标，宋庆龄和保盟成员四处奔走，利用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情况，打破日军的舆论封锁，让世界听到中国抗战的真实声音。

1939年，宋庆龄在英国友人约翰·桑勒克诺弗特捐赠给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型救护车前留影 1939年，宋庆龄与“保盟”中央委员法朗士、克拉克一起，前往香港码头查看支援抗战物资的装运情况 1939年，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举行义卖品展览会 1939年春，宋庆龄在香港参观以抗战为主题的现代漫画展览会预展时，与画家丁聪(左)、陈烟桥(右)合影 1939年，保卫中国同盟在菲律宾举办中国抗战漫画展览 1939年6月10日，宋庆龄在香港妇女慰劳会为筹款救济伤兵难民举办的小足球义赛上颁奖 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募集资金的登记册

　　在募捐活动方面，保盟成果显著。短短一年时间，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募集到约25万港元的捐款以及一批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1939年4月，新四军急需单人蚊帐和奎宁等药品，宋庆龄得知后迅速行动，凭借保盟的网络，募集到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和2000个消毒包等物资，并通过秘密运输线路，及时送往根据地。同年5月，当了解到长江流域抗日队伍伤病员寒衣匮乏时，她发起“两万条毛毯运动”，得到众多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仅半年时间，便圆满完成目标。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物资奇缺，保盟再次挺身而出，在短期内募集大批药品和其他物资，冲破重重阻碍送往新四军。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第一辆配备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和第一架大型X光机，均由保盟募集捐助而来。

1941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中)参加保卫中国同盟艺术团在美国的募捐义演 1944年9月，宋庆龄请史迪威将军支持，用美军飞机运到延安。这是当时抗日根据地唯一的一架大型X光机 汉斯·米勒大夫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用这台X光机诊治病人

　　除了物资援助，保盟还积极动员外国医生前往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在宋庆龄的号召下，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众多外国医生先后来到中国。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救治了大量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此外，他们还开办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和制药厂，为根据地培养了众多卫生工作者，极大地改善了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

1940年4月25日，宋庆龄与宋蔼龄、宋美龄在成都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时，在工人欢迎会上讲话 1939年，宋庆龄与埃德加·斯诺在香港讨论“工合”运动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对人民抗战事业的支援， 除了“输血”之外，还提供“造血”功能，这就是大力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早在1934年，在宋庆龄的建议下，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小组在上海成立。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鼓励学习小组成员进行社会调查。经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等多次商讨后，提出工业合作设想，并制订出一份在非沦陷区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计划草案。1938年4月，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5月，通过了由路易·艾黎起草的中国工合发展计划，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建立3万个合作社，弥补战争损失的生产能力，以半手工业产品供给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标志着中国工合运动正式诞生。工合运动一开始，宋庆龄就向全世界人民宣传工合， 呼吁给予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她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并担任名誉主席。

宋庆龄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讲话

　　在宋庆龄的广泛动员和号召下，美国、英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都成立了援助中国“工合”的促进委员会， 竭力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筹集资金和物资。同时，保盟还在香港举办嘉年华会和一碗饭运动等活动，把筹集到的钱款全部用于发展工合事业。

宋庆龄1942年在重庆留影 保卫中国同盟在重庆的办公地点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在香港沦陷前夕，宋庆龄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抵达重庆。在重庆，她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开展保盟的活动。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她凭借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冲破层层封锁，持续向国际社会联络，为抗战募集资金、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同时，她还为坚持团结、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而不懈奔走，利用保盟的平台，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和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1945年，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战历程中，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不仅为抗战前线提供了关键的物资和人员支持，更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抗战的正义形象，凝聚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部分内容和照片来自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辑: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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