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人何以成为抗日英烈？

　　“爱国是中国文人的永恒主题。与此同时，他也是当时难得相信抗战必胜的人。”在郁峻峰眼中，郁达夫是抗战时期坚定支持抗战的文人代表。1937年富阳沦陷后，郁达夫母亲因拒绝为日军服务饿死山中，他悲痛写下“无母可依，此仇必报”的挽联。

　　也正是这一年，郁达夫意识到当时已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一名有良知、有担当的书生，他并未躲进“风雨茅庐”，而是选择以笔作枪，全身心投入抗战宣传。他写下：“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他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辗转浙东、皖南前线担任战地记者，记录中国军民抗争。

　　1938年末，郁达夫远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编辑，此后还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1939年至1942年间，郁达夫发表了大量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

　　郁峻峰说，郁达夫留日多年，是地道的“知日派”，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情况有自己深刻的洞察，这使他的时评如锋利的匕首，总能剖开侵略者虚伪的宣传，揭出局势的真相。

　　郁达夫在新加坡还发起成立文化界战事工作团、抗日青年训练班等多个组织，经常做演讲，并到乡下去号召青年从军。

　　老新闻人张楚琨曾回忆说：“他那瘦弱的身躯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声音沙哑了，眼睛布满血丝了，肩被钢枪磨出了硬茧，但依然忘情地工作着，仿佛就是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郁达夫在1942年由新加坡流亡印尼。郁峻峰告诉作者，他曾数次前往印尼的巴爷公务、武吉丁宜、巴东、望加丽等地，寻访郁达夫的行迹。

　　“我们见到了当地老华侨张云飞等人，都是郁达夫的故交。”郁峻峰感慨地说，如今，这些老人也已离去，而他们说起“赵廉”时激动万分、老泪纵横的情景，则一直深深地留在自己脑海里。

　　在流亡期间，郁达夫通过创办酒厂掩护抗日活动。而“赵廉”是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的化名。

　　张云飞曾告诉郁峻峰，三年多里，郁达夫保护和解救的人有数百位。在印尼期间，郁达夫留下数十篇诗词。其中一首说：“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作家夏衍在《忆达夫》一文中曾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